业内人士称中国科技立项存利益交易现象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科研环境最好的时期,科技管理过度行政化,科技活动过度利益化,成为院士群体反映最多的问题

今年11月14日,国际TOP500组织在其网站上公布了最新全球超级计算机前500强排行榜,中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位列榜首,美国的超级计算机“美洲虎”名列榜眼。

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2010年的今天显得更为广泛而深刻。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为科技的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科技进步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在从容应对严重自然灾害的过程中,成功举办世博会、亚运会等重大活动中,科技的元素随处可见。

正如科技部部长万钢所说,“我国的科技事业,对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通过新中国几代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们的科技事业已经具备了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也必将承担起引领创新驱动的重任。”

“嫦娥”奔月,“蛟龙”潜海

2010年中国遭受了干旱、地震、洪涝、泥石流等多种自然灾害的侵袭,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在防灾减灾过程中,科技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973、863等科技计划的支持下,中国气象科技事业发展迅猛,中短期预报水平已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自主开发的新一代全球资料同化与中期数值预报试验系统,填补了中国在该领域的多项空白;“风云2号”卫星地面应用系统关键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今年11月5日在太原发射成功的“风云三号”卫星02星是中国新一代极轨气象卫星,探测性能比第一代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有显著提高,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三维、全天候、多光谱、定量探测,获取地表、海洋及空间环境等参数,实现中期数值预报。这颗星还是我国第一颗下午轨道气象卫星,它将与2008年5月27日成功发射的第一颗“风云三号”气象卫星A星组网观测运行,将全球观测时间分辨率从12小时提高到6小时,进一步提高中国气象观测能力和中期天气预报能力,增强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今年3月18日,中国自主研制的AC313大型民用直升机首飞成功,使中国和欧、美、俄一样具备了自主研制大型直升机的能力。据了解,AC313型直升机最大起飞重量为13.8吨,可一次性搭载27名乘客或运送15名伤员,最大航程为900公里。有关方面统计,中国目前平均每800万人口拥有一架民用直升机,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0。中国地域辽阔,气候条件复杂,地理海拔差异极大,自然灾害频发。在防灾减灾、城市化进程加速过程中,大型民用直升机有着更广阔的施展舞台。

10月1日,“嫦娥二号”远征太空,再次为中国人的登月“探路”。经过科研人员近三年努力,“嫦娥二号”有望完成约7米分辨率、覆盖全月球的影像图,其分辨率较“嫦娥一号”将提高近20倍,月球上的许多细节将更为具体,这份“全月图”将是目前乃至将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全世界最清晰、分辨率最高的一幅全月球图像数据。

7月18日,中国首台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历经52天的3000米级海上试验获得成功,潜水器把五星红旗插在了3795米深处的南海海底,这也使中国成为继美、法、俄、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具备此深度级别载人深潜和作业能力的国家,是中国载人深潜事业和深海装备技术发展的重大成果和重要里程碑。《纽约时报》刊文称:与将飞行员送往外太空一样,深潜器探索海底也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志。“嫦娥”奔月、“蛟龙”潜海,标志着科技进步正在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上,直饮水供应、园区内的雨污水收集处理、工程废弃物和垃圾的回收利用、半导体照明、园区内客运交通的“零排放”、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发电、生态节能建筑、智能交通、RFID射频识别技术、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网上世博”等,体现多方创意创新、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的科技元素俯拾即是。

近日,本刊记者获悉,有“魔方”之称的上海企业联合馆应台湾工业研究院邀请,将在世博会上展示并使用的90℃热水能发电——卡琳娜动力循环技术移至台湾宜兰县。有关专家称,这项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地热发电和钢铁厂、水泥厂、浮法玻璃、热电厂等工业余热发电。据了解,世博会上所采用的多项高科技成果将得到推广应用,世博会场馆所涉及或使用的节能环保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电网、物联网、生物标签、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等相关技术,将成为上海“十二五”期间的重点发展领域。

继9月28日沪杭高铁试运行创下416.6公里的最高时速之后,12月3日上午,京沪高铁“和谐号”CRH380A新一代动车组列车又在京沪高铁先导段试验运行中,创出486.1公里的惊人时速,再度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速。有消息称,2011年3月铁道部还将在京沪高铁试验段上进行500公里时速试验,届时北京到上海的行程将缩短至4小时。

自2008年8月1日,中国第一条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运营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之后,武广高铁2009年12月开通,沪宁高铁2010年7月开通,沪杭高铁2010年9月开通;随着12月3日,京沪高铁跑出最高试验时速,中国高铁在2010年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世界展现了飞速发展、跨越式提升的奇迹。

铁道部的资料显示,中国目前已投入运营的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到7531公里,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系统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行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显示,到2020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2万公里以上。其中,新建高速铁路将达到1.6万公里以上;加上其他新建铁路和既有线提速线路,中国铁路快速客运网将达到5万公里以上,连接所有省会城市和50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全国90%以上人口。

在即将过去的“十一五”的五年间,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支撑,中国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果,上述所列仅仅是2010年以来公布的重大科研成果的代表。正如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扎卡里亚在10月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虽然你不会在一天内看到变化,但是却能看到中国前进的步伐。”

“过度行政化”与“过度利益化”

国务院2006年1月颁布的未来15年的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4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当前中国创新能力的国际排名仍处于中等偏下位置,距世界最主要创新型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弱,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仍没有实质性改变,在国际竞争中备受遏制;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薄弱,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赖程度仍然较高,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产业关键技术实行封锁战略,已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

权威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关键技术的对外依存度高达50%(美国、日本为2%~5%),中国高科技含量的关键部件主要依靠进口,60%以上的装备靠进口,汽车、机床、纺织行业的先进设备70%需要进口,集成电路设备的90%、高端医疗设备95%以上靠进口,光纤设备和电视机、手机、DVD的“心脏”几乎全部是进口,大型民航客机完全依靠进口。

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是中国创新能力向“中上”位置迈进的关键时期。但从目前情况看,影响自主创新的诸多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

在今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院士表示,现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科研环境最好的时期。但在科研过程中,一些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解决,必将影响甚至制约科技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在从赶超型国家发展到创新型国家的关健时期,这些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问题,包括学风建设、科研管理、科研资源配置、科技评价等,包括现行科技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已严重影响了科技界的创新和发展。

“科技管理过度行政化,科技活动过度利益化等,是目前院士群体反映最多的问题。”据本刊记者了解,计划于今年下半年结题的中科院报告《中国科技体制与政策》显示,近六成被调查的科技工作者反映,利益因素正在阻碍团体间合作,科技立项中存在较严重的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易现象。

受访的一些院士和专家指出,现在各级行政管理人员对科技立项,有实质性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越来越流于形式;评审太过频繁,以至于评审质量下降,“小项目大评审、中项目少评审、大项目小评审”,甚至科技界也出现了“评审专业户”的现象;科技评价缺乏真正的学术评价,现行的奖励制度已成为一些官员追求政绩和一些科技人员获取名利的渠道,导致国家级奖励质量下降,有些科技进步奖、发明奖名不副实。

《中国科技体制与政策》项目咨询组对中科院院士、科研单位的负责人和普通科研人员的调查显示,有50%以上的人认为国家部委多头管理、部门分割现象严重是科技资源配置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科技资源重复配置、造成大量浪费的主要原因。

从中央层面上看,各个部委都在抓科技项目、搞创新工程,而且数量都很大、经费都很多,由于多头管理“九龙治水”,部门分割“各自为战”,低水平重复严重。因为有项目就有权力,有权力就有利益,难免会出现“权力寻租”。“如果这样下去,中国的科技事业就很危险了。”一位专家对本刊记者说。

“科技体制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科技发展最大的问题。”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现在不缺科研经费、不缺高端仪器设备,但严重缺乏世界一流的创新型人才。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我们的科技体制存在很多问题,阻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年轻优秀科学家的成长,也使许多海外高端人才不愿或不敢全职回来。“人才的培养需要良好的环境,包括鼓励创新的科技体制、着重能力培养的教育体制,以及理性的浓厚学术氛围等。”

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在今年9月3日出版的美国学术期刊《科学》上联合撰文,讨论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引起国内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他们认为,研究基金必须基于学术优劣来分配,而不能听任有些人拉私人关系。饶毅、施一公分别于2007年和2008年全职回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工作,此前他们分别是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与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

此后,一些科学家也发出这方面的呼吁。中国科学院院士郭雷10月18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科研管理体制改革三建议》、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王小凡10月14日发表于《科学时报》的《中国科学正处改革良机》等文章,都对科研管理、资源分配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如何评估目前的国家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并从根源上着手解决科技界反映的越来越多的问题,已是新时期中国科技发展的当务之急。

能否破解体制困局

始于1985年的科技体制改革,对推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科技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局面已基本形成,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创新活力得到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不断提升,微观创新主体的内在动力与活力得到空前增强。

但有关权威人士表示,“当前我国科技体制仍然有一些‘深水区’,制约着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发挥,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意志实现新的突破。”这位不具名的权威人士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上,更表现在体制机制上。“如果说技术突破更多的是关注局部和当前,科技体制则更加事关全局和长远。从一定意义上说,解决体制机制问题远比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

有企业负责人向本刊记者坦言:现在企业创新的成本太高,相对于投入大、风险大、时间也很难把握的研发创新,企业更愿意通过购买或引进现成技术获取效益。这或许是现今许多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

相关专家认为,制度设计上的缺失,不利于企业创新发展。在我国,国有企业最有实力且积累了很多知识资产,但它们的创新能力远未发挥出来。中小企业更具创新活力。数据显示,我国75%的技术创新来自中小企业,80%以上的新产品由中小企业开发,65%的专利由中小企业发明。但在市场竞争中,中小企业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被融资难、销售渠道不畅等诸多问题困扰。如何把国企潜在的创新能力激发出来,如何激励中小企业保持创新活力,如何创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健康成长的环境,如何使企业在“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发展更顺畅、更稳健并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的确是对政府智慧和魄力的考验。

科技资源配置一直是广受关注的敏感问题。多年来,政府科技资源配置“九龙治水”的格局一直没有改变,这种体制造成了科技资源的分散重复。如何尽快扭转这种既分散又缺乏有效统筹协调的资源配置状况,事关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大局。

“这些年我们的科研经费增长很快,但科研体制变化不大。在经费多的时候,如果能在体制上做一点改进,就会发挥很好的作用。”饶毅向媒体坦言,“目前国家经济状况好、科技经费多,改革可以少触动既得利益,以创造新的机制,渐进地、稳步地把体制改过来。如果现在不改革,那么万一等到经费困难的时候被迫改革,矛盾就会很大,难度更大。所以在目前的态势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第一是很值得,第二是很必须。”

接受本刊采访的多位院士、专家表示,现行的科技体制中,建构了不太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线性推进模式。他们认为,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对某些科研课题、专项搞“时间节点”有违科研规律,制约创新;科技管理的过度行政化,会束缚科研人员的手脚,影响创新思维的产生;也会使科研人员将更多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争取项目、经费等非科研活动中,还会助长不良的学术风气乃至学术腐败。

专家指出,现在科技计划之多,可能超过了我国历史上的计划经济时期。应该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要尊重科研人员在技术路线选择、创新方向判断等方面的学术自主权和学术团队的管理自主权。科技活动的过度利益化,也是导致学术浮躁、学术不端行为频发的重要原因。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仅有损科技界的社会形象,也不利于社会创新环境的形成。目前我国的科技评价和奖励体系还很不完善,重数量不重质量、重项目不重人、重短期不重长远的考核方式,不利于创新成果的研究,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他们表示,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行的科技体制是否反映了科技发展、创新发展的规律?能否适应新时期科技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的科学、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如何创造良好的环境,让科技工作者“更加自由地讨论,更加专心地研究,更加自主地探索”,使“创新火花竞相迸发、创新思想不断涌流、创新成果有效转化”?这些都是政府不应回避,也是必须妥善解决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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